上午10点，李阿婆的女儿赶来了，一进门就哭倒在灵前：“妈，我来晚了……”她哭到缺氧，我赶紧从包里掏出薄荷糖，剥了颗递给她：“含着吧，能舒服点”。她含着糖，慢慢平静下来，看见灵前的蓝色旗袍，突然握住我的手：“谢谢您，我妈生前最爱的就是这件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没想到您……”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却带着点慰藉。我拍了拍她的手背，像在安慰朋友：“阿婆穿着好看，走得也体面。”
中午回服务站的路上，女儿的老师发来消息：“许女士，您女儿今天在学校哭了，说同学骂她‘有个送死人的妈妈’”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瞬间泛白，眼泪差点掉下来——上周开家长会，我刚走进教室，就有家长悄悄说“离她远点，别沾了晦气”，女儿当时就红了眼眶，却没敢告诉我。回到服务站，刚把蓝色旗袍挂好，丈夫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声音带着疲惫：“要不你别干了，我多打份工，也不想女儿受委屈”。
我看着灵台前的白色绢花，突然想起昨天送别张阿婆时，她女儿说的话：“我妈走的时候笑着呢，谢谢您让她穿得漂漂亮亮的”。那种被需要的感觉，像暖光一样照进心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电话说：“我没做错，这行总得有人做。我想让每个逝者都有尊严，也想让女儿知道，妈妈的工作是在做有意义的事——不是‘送死人’，是帮大家好好告别。”
下午，我给夭折的小乐乐整理遗容。孩子只有3岁，因为白血病离开，她妈妈哭到瘫坐在地上，手里攥着半根没吃完的棒棒糖。我拿出准备好的粉色发绳，轻轻给乐乐扎了个小小的羊角辫，又把棒棒糖放在她手边，声音轻得像在哄睡觉：“乐乐乖，带着糖，路上就不孤单了”。她妈妈突然抱住我，哭得浑身发抖：“谢谢您，还想着她爱吃糖，我都忘了……”我拍着她的背，口袋里的薄荷糖硌着掌心，突然觉得，自己的双手不是“晦气的”，是能给人安慰的。
傍晚收拾工具时，张老板又来闹事，在服务站门口喊：“许静，你断我财路，我让你做不成生意！”邻居们围过来看热闹，有人说“她就是太傻，有钱不赚”，却也有人站出来——是上次帮着送别父亲的阿姨，她举着个相框，声音响亮：“许师傅帮我送走了我爸，一分钱没多要，还帮着找我爸想穿的中山装，她是好人！”越来越多的人跟着附和，张老板骂了几句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看着围过来的邻居，手里的化妆刷还没放下，突然明白，自己的坚持没白费——总有人能懂，“最后一程”的温度，比赚钱更重要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把女儿的照片贴在胸口。服务站的壁灯亮着，灵台前的白色绢花轻轻晃动，像在点头。我突然明白，自己守的不只是服务站，是每个生命最后的体面，是每个家庭与亲人告别的温柔仪式——哪怕被误解，哪怕受委屈，只要能让告别少点遗憾，就值得。
三、绢花外的暖阳
再次醒来时，身上还带着淡淡的檀香。我摸了摸指尖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，只有传单边缘割出的细小伤口。手机在裤兜里震动，是林小满发来的：“许静姐火了！有人拍了她给逝者整理遗容的视频，大家都夸她温柔又专业，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给她女儿道歉呢！”
跑到“安怀堂”门口，看见许静正陪着个小女孩玩，是她的女儿，手里拿着那瓶粉色发绳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李阿婆的女儿提着袋水果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许师傅，我妈走得体面，谢谢您，以后有需要您的地方，您尽管说”。张老板也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份道歉信，脸涨得通红：“之前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也向您学习，好好做服务”。
“小伙子，发传单呢？”许静看见我，笑着挥挥手。她的素色工作服还是那么干净，袖口的莲花徽章闪着光。“我女儿的同学都跟她玩了，”她指着身边的小女孩，“还有人说想跟我学整理遗容，说这是有意义的事。”服务站的门口，摆着好几盆白色绢花，是家属送的，上面贴着小纸条：“谢谢许师傅，让告别有了温度”。
风卷着传单的边角，哗啦啦地响，像在应和服务站里的轻声细语。我咬了口热乎的包子，突然明白许静灵台前的秘密——那些白色绢花不只是装饰，是她把对生命的敬畏，缝进了每一次整理遗容的动作里，把温柔的告别，藏在了每一句轻声安慰里。就像她袖口的莲花徽章，看似普通，却承载着对逝者的尊重；就像她的双手，看似平凡，却能抚平悲伤，给冰冷的告别，添上最温暖的底色。
明天我还要来给许静姐送些新的传单，她昨天说“想多帮些有需要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告别也能很温柔”。顺便问问她，女儿的小发绳，是不是已经给更多“小天使”用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