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服务站的木牌与温柔的双手
“安怀堂”殡葬服务站的木质门口总飘着淡淡的檀香，我攥着楼盘传单蹲在对面的老槐树下，看许静穿着素色棉麻工作服走过。她的袖口别着银质莲花徽章，在暖黄色壁灯的映照下泛着温润的光，双手捧着白色绢花轻放在灵台前——指尖带着消毒水味，却动作轻柔得像在触碰易碎的珍宝。服务站里没有刺眼的灯，只有几盏壁灯亮着，连空气都跟着放缓了节奏，偶尔传来她轻声说话的声音：“别怕，我帮您把头发理整齐”，轻得像落在水面的羽毛。
上周深夜，我路过服务站，撞见她对着手机发呆。屏幕里是个小女孩的语音，声音带着委屈：“妈妈，同学说你是‘送死人的’，都不跟我玩了”。她的手指反复摩挲着手机屏幕，嘴角抿成条紧绷的线，工作台下却压着张泛黄的《遗体整容师资格证》，证书边缘被摸得发毛，旁边放着瓶没开封的儿童发绳——粉粉的，带着小蝴蝶结，是给明天要送别的夭折孩子准备的。那天凌晨，我看见她在服务站里缝补件蓝色旗袍，针脚细密，嘴里还念叨着“张阿婆肯定喜欢”，后来才知道，是逝者女儿说找不到母亲想穿的旗袍，她连夜改了件。
帮服务站送传单时，我见过她在清洗化妆刷。刚结束一场“速食葬礼”，同行张老板来抢生意，嘲讽她：“花两小时整理遗容，不如我半小时签单赚得多，装什么清高”。她没反驳，只是用软布仔细擦拭刷毛，上面还沾着给逝者涂的淡粉色唇膏——怕家属看见亲人苍白的脸更难过。她的随身包里，永远装着薄荷糖（给哭到缺氧的家属含的）和记满“逝者心愿”的小本子，某页写着“王伯爱吃桂花糕，灵前记得放”，字迹温柔得像在写家书。
扫街时捡过她扔掉的报价单，用铅笔标着“给低保户王伯减2000元（他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凑钱不容易）”“拒绝给逝者用劣质寿衣（宁愿不赚这单钱）”。那天傍晚，我看见她给独居老人的灵前摆上桂花糕，是按家属嘱托买的，还热了热，说“阿婆爱吃热乎的”。这种“在殡葬行业里不逐利，却把每个逝者当亲人”的傻气，曾让我站在槐树下鼻尖发酸：原来有人把“送最后一程”当成使命，让冰冷的告别，也能带着温度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靠在槐树上打盹，梦里全是绢花轻碰的声音。月光透过服务站的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，像极了灵台前的白色绢花。
二、灵台前的荆棘与掌心的温度
再次睁开眼时，耳边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趴在服务站的工作台上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显示“社区居委会”。接起电话，那边的声音带着焦急：“许师傅，您快来吧，李阿婆在家中离世了，她女儿在外地赶不回来，就信您”。挂了电话，我摸向脸颊，眼下的黑眼圈重得像涂了墨，昨晚给逝者化妆到凌晨，现在眼睛还发涩。衣柜里，件粉色的小学生校服还没洗，领口沾着点墨水——是女儿早上上学时穿的，出门前她还说“妈妈，别再去‘那种地方’了”，声音里带着委屈，像根针扎在心上。
我这才惊觉，自己变成了许静。
梳妆台的镜子前，摆着三样“生存道具”：女儿的照片，背面用铅笔写着“妈妈是英雄”，是她偷偷贴的，边角有点卷；《殡葬服务规范》，第3条被红笔圈着：“尊重逝者意愿，拒绝‘流水线式’服务”；还有张同行张老板的“恶意报价单”，上面写着“低价签单，后续加钱”，是昨天从服务站门口捡的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——上次给夭折的小乐乐整理遗容，孩子妈妈哭着说“谢谢你让她像睡着一样好看”，可转头就听见邻居议论“离她远点，晦气”，那些话像冷风似的，吹得人心里发寒。
凌晨4点半，我提着工具箱赶往李阿婆家中。老人住在老小区的顶楼，没有电梯，我爬楼梯时，工具箱里的化妆刷轻轻碰撞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打开门，一股淡淡的旧居味扑面而来，李阿婆躺在藤椅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腿上，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衫，眼睛闭着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我轻声说“阿婆，我来了”，然后拿出温水和软毛巾，一点点给她擦拭脸颊——动作轻得怕碰疼她，指甲剪得短短的，怕刮到老人的皮肤。刚把她的银发梳整齐，门突然被推开，张老板闯了进来，手里拿着套廉价寿衣：“家属呢？我这寿衣比她这便宜一半，签单还送花圈！”
我下意识挡在李阿婆身前，声音有点发颤却很坚定：“李阿婆的女儿说了，要给阿婆穿她最爱的蓝色旗袍，我已经帮着改好了。您要是想做生意，就去尊重逝者的地方，这里不欢迎‘随便应付’的服务。”他的脸涨得通红，骂骂咧咧地走了，临走时还撂下句“你等着”。我摸着李阿婆冰冷的手，突然想起去年母亲离世时的场景——也是我亲手给她整理遗容，那时才明白，“送最后一程”不是“晦气”，是给生者留念想，给逝者留体面，就像给生命画下一个温柔的句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