霜降的清晨，书院门的青石板结着层薄霜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煊墨堂的窗台上却摆着盆鲜活的菊——是安娜从柏林寄来的，品种与终南山的野菊相似，花瓣边缘带着淡淡的紫，花盆侧面用激光刻着个小小的古琴符号，阳光照过时，符号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“柏林试点的第一阶段报告出来了。”玺铭举着平板电脑快步走进来，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图表，彩色的曲线像缠绕的藤蔓。她指尖划过其中一条绿色曲线：“你看这个，用‘三频变调’配合德国本地的洋甘菊，对儿童焦虑症的有效率达到68%，比单纯用西药高15个百分点。”她翻到下一页，柏林儿童医院的诊室照片映入眼帘：松风琴的仿制品摆在靠窗的位置，几个金发孩子正围着琴叶紫菀标本画画，蜡笔涂出的天空一半是蓝的，一半是终南山特有的青灰色。“他们说这叫‘跨文化疗愈’，还想把孩子们的画做成绘本。”
炳坤正蹲在地上，把新印的《儿童中医启蒙绘本》码进竹筐。绘本的封面亮闪闪的，苏婉给孩子喂药的插画旁，多了个穿lederhosen（德国皮裤）的小男孩，手里举着朵野菊，花瓣上的露珠用烫金工艺处理过，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光。“出版社说加印了五万册，”她拿起本中文版，指尖划过“开心散”的配方，纸页边缘还留着淡淡的菊香，“有家长反馈，孩子现在主动要喝‘苏婉姐姐的甜药’，连挑食的毛病都改了——昨天张记老板的孙子，居然自己抓了把远志泡水喝，说要‘像故事里的小药童’。”
煊墨刚把从菊花坡带回的竹简拓片扫描进电脑，屏幕右下角突然弹出视频请求。接通后，安娜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背景是飘着雪的柏林街道，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，很快融化成水珠。“煊先生，有个小麻烦。”她的声音带着歉意，侧身让开镜头——诊室窗外，几个举着标语牌的人正来回踱步，牌子上用德语写着“拒绝伪科学入侵”，字体被雪水洇得有些模糊。“当地有些医生不认可‘音药疗法’，说我们在拿孩子做实验，还联系了媒体，说要做个‘揭露真相’的专题。”
屏幕里突然闯入个金发小女孩，是试点第一个接受治疗的莉莉。她扎着两条麻花辫，辫子上系着菊色的缎带，手里举着幅画，画上是金灿灿的菊花坡，天空中飘着音符形状的云彩，用德语歪歪扭扭写着“这里的花会唱歌”。莉莉抢过安娜的手机，把画凑到镜头前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煊先生，琴音让我梦到中国姐姐了，她给我戴菊花花环，花环上的花会唱‘安神调’。”
煊墨的目光落在窗台上的菊花上，花瓣上的霜气正在阳光下慢慢融化，留下浅浅的水痕。他伸手拂过电脑屏幕上的拓片，苏婉手札里的字迹在光线下格外清晰：“医道如舟，能渡山海。”“告诉他们，我们可以公开所有数据。”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到柏林，带着终南山晨雾般的沉静，“这是六百年前的原始记录，苏婉用三十年时间验证了‘音药同频’的效果，我们只是在她的基础上，用现代仪器做了量化解读。”他顿了顿，看向窗外排队等着进诊室的街坊，补充道，“下周我带孩子们去柏林，让他们现场演示——最好的证据，从来不是数据，是孩子的笑脸。”
视频挂断时，老李抱着松风琴从里屋出来，琴身上新刻了行小字：“菊香无国界”。字体是他惯常的苍劲风格，刻痕里还嵌着点终南山的松烟墨，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“我给琴换了新弦，”他指尖划过琴弦，琴弦发出细微的嗡鸣，“用终南山的蚕丝混了柏林寄来的亚麻纤维，试了三次才找到合适的比例——你听，两种文化能在一根弦上唱歌。”他轻轻拨了个泛音，琴音里既有松涛穿林的清冽，又带着亚麻纤维特有的温润，像两股溪流在山谷里交汇。
炳坤正往孩子们的书包里塞野菊种子，每个书包里都放了张手绘的小卡片，一面是终南山的地图，另一面是柏林的地标。“周阿姨特意嘱咐，让孩子们把种子带到柏林，种在儿童医院的院子里，”她拿起张卡片，上面画着个小小的温度计，“说等明年花开，就知道两地的菊花哪个开得更旺。”赵姐的宝宝正扶着桌腿蹒跚学步，小手抓住炳坤的衣角不放，把脸往卡片上蹭，口水浸湿了画着菊花的角落，像给花瓣添了层露水。
傍晚的诊室挤得转不开身，张记老板搬来十几个铜制暖炉，炉膛里烧着终南山的艾草，青烟带着草木香在屋里盘旋。周阿姨从终南山捎来的新采艾草堆在墙角，翠绿的叶片上还沾着泥土，她正带着几个街坊媳妇给孩子们做“平安香包”，针脚细密地缝着菊花图案。“我孙子也要去！”修鞋的王大爷举着刚做好的琴形木牌挤进来，木牌上用红漆写着“中国·西安”，边缘还嵌着几粒野菊种子，“让外国娃看看，咱老祖宗的智慧，不光能治他们的病，还能在他们的土地上开花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