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念头如同一道冰冷的闪电，劈开了沈默脑中所有纷乱的线索。
他立刻调取了市心理援助热线的全部值班记录，将焦点锁定在周振国生前最后一次轮班的那十二个小时。
电子档案冰冷地陈列着事实：在那通被标记为“来源不明，未定位”的求救电话前后，周振国的接线记录中，赫然出现了三起投诉。
投诉内容大同小异，都指向了他糟糕的工作状态——“语气冷漠，像在念稿子”、“完全没有共情，只是在走流程”、“我感觉在跟一个机器人说话”。
每一条投诉后面，都有主管李姐手写的备注：“已约谈”。
但除了这三个字，再无任何后续处理措施。
沈默约谈了李姐。
这位在热线中心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中年女性，脸上写满了职业性的疲惫和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惶。
起初，她只是用官方辞令来回搪塞，强调周振国是老员工，业务熟练，偶尔的情绪波动在所难免。
但当沈默将那几份投诉记录的复印件推到她面前时，李姐的防线彻底崩溃了。
她的声音开始哽咽，最终坦白了一切。
“老周他……不容易。”她低着头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，“他妻子七年前因为一场医疗事故，高位截瘫，全靠他一个人照顾。这些年，他就像一根绷紧的弦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做康复、喂饭、翻身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。”
长期的精神压力让周振国患上了重度抑郁，工作时常常走神，仿佛灵魂被抽离了躯壳。
李姐早就察觉到了，也动过给他调岗去后勤的念头，但中心人手一直紧张，新人又顶不上来，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。
“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情绪问题，开导开导，让他休几天假就能缓过来。”李姐的泪水终于滑落，声音里充满了悔恨，“我完全没想到……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每天下班后，都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听那段没有救回来的求救录音。他不是在分析，也不是在追查，他是在惩罚自己。那个哼唱声，对他来说不是噪音，是审判。他陷得越来越深，直到把自己也变成了回响的一部分。”
沈默静静地听着，心中那条关于“残响”的逻辑链条，在李姐的哭诉中被彻底焊死。
他想起了赵婉在审讯室里的崩溃，她不断重复着“我该拦住她的”，那份未能阻止好友林婉清赴死的内疚，与周振国未能成功救援的自责，何其相似。
一个大胆而清晰的推论在他脑中成型：“残响”并非随机污染，它像一个嗅觉敏锐的捕食者，精准地筛选着那些内心怀有强烈愧疚感和“未完成责任”的人。
这些人，因为自身的过失或无力，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，而“残响”的哼唱，正是填补这个空洞的毒药。
他立刻向孙涛申请，调取了全市近半年来所有异常死亡案件的卷宗。
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，他很快找到了更多佐证。
一名消防员，在一次火场救援中因判断失误，未能救出最后一名被困的幼童，半月后在家中用消防水带自缢，死前曾多次向同事提及听到奇怪的歌声；一名外科医生，因一次诊断失误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死亡，不久后在手术室值班时心源性猝死，监控显示他死前正对着无人的对讲机喃喃自语；一名高中班主任，因忽视了一名抑郁症学生的求助信号，导致学生跳楼，一周后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，车内广播反复播放着一段无法识别的静电噪音……
所有死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生前都曾接触过某种形式的公共通讯设备，且尸检报告无一例外地显示，他们的脑干部位有极其轻微的弥散性出血点，这与长期受到特定频率次声波刺激的症状完全吻合。
“残响”的狩猎场，遍布全城。
沈默与苏晚萤再次回到了那栋废弃的商住楼。
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是无头苍蝇。
根据赵婉手机信号最后消失时的精确坐标，他们径直来到了地下二层。
阴冷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霉菌的气味，走廊尽头的黑暗中，立着一扇厚重的锈死铁门。
门上没有锁，似乎是被从内部焊死了。
沈默用一根撬棍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门上撬开一道缝隙。
随着“嘎吱”一声令人牙酸的巨响，铁门被强行推开。
门后的景象却让他们都愣住了。
没有想象中的复杂仪器，没有祭坛，更没有尸体。
室内空无一物，四壁空空，只有正对门的一面墙上，悬挂着一部样式古老的黑色拨号电话。
电话的听筒无力地垂落着，长长的螺旋线缆像一截干枯的脐带，从中断开，落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。
这里就是源头。
沈默示意苏晚萤退后，自己则戴上了最高防护等级的工业隔音耳机。
他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把长柄绝缘钳，小心翼翼地夹起断裂的线缆接口，将其与一台便携式示波器的探针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