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建社会数千年来，一直是‘士农工商’的社会格局。
士居首位，商人则为末流。
历朝历代统治者实行的‘重农抑商’犹如紧箍咒一般，死死限制着商人们。
纵然商人们通过经营，坐拥万贯家财，社会地位连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农都不如。
反观是士，也就是读书人，社会地位不是一般的高。
有钱的商人在没钱的读书人面前啥也不是。
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，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。
读书意味着能做官，科举入仕当了官，便是人上人。
官府审案有个专用名词叫‘遇贼生金’。
看字面就不难看出，这词的意思是遇到贼人就能发财。
可能很多人会疑惑，贼不是偷钱的吗？怎么遇到贼人还会发财？
所谓的‘遇贼生金’，其实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。
假如某个地方出了盗匪贼子，负责办案的官员不是先派人出去抓捕，而是第一时间将所在地区的有钱人家都给查一遍。
看谁家有钱，就说这家窝藏贼犯，与土匪有勾连，然后不由分说去抓人。
如果这家的主人有眼色，第一时间送上大笔钱财去孝敬，就能很快被放出来。
反之，要是这家的人不识趣，不懂得眉眼高低，等待他的就是各种恐怖的刑罚，等到遭不住了，还是得乖乖送钱来。
即便是再有钱的商人，经过这么几次折腾，也会很快返贫。
这就是封建社会制度之下，商人的真实处境，富而不贵，社会地位极低，最后只能沦为官老爷的提款机。
有道是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
很多贪官的十万雪花银，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。
贪污只占一小部分，敲诈勒索、威逼利诱，巧立罪名，逼迫交钱才是真正的收入大头。
当然，这些当官的，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对当地的富户下手，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户人家没有人科举入仕。
若是家里有人读书，哪怕只有一个举人，官府的人也不敢这般肆无忌惮。
正因如此，很多商人发迹之后，才会不惜一切培养家里的人科举入仕，也好保护自家财富不被贪官污吏搜刮殆尽。
然而，很多朝代为了防止官商勾结，动摇国本，严禁商人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。
其实，对商人管束最严格的就是明朝。
朱元璋痛恨商人不事生产，却掠夺走了社会大量的财富，不仅不许商人的子孙科举入仕，还将商人打入贱籍。
明朝户籍制度严格，将人分为良籍和贱籍，商人属于贱籍，与戏子、娼妓等同。
万万没想到，与大明毗邻的大虞，居然不歧视商人，更不限制商人子女考公做官。
虽说大虞有奇葩的种姓制度，但汉人属于天子第一等。
此外，大虞的经商环境也是好得出奇，女帝完成了土地改革，按照种姓制度不同划分土地，产权收归国有，严禁买卖交易。
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地，在这里生活的人不仅有很强的幸福感，还有极高的购买力。
若是能成为大虞的公民，不仅没有各方面的限制，还能成为高种姓。
从最低贱的商人，一跃之间成为无数低种姓羡慕的高种姓人上人。
这样的诱惑，换做任何一个商人都招架不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