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生长在西西里岛，父亲原本是玻璃厂工人，一战后的大萧条里，他失去了工作开始酗酒度日，有一天母亲发现他彻夜不归出去寻他，才在河里看到了一具浮肿的尸体。
“他失足掉下去的，”警察甚至懒得做记录，“又一个醉鬼。”
弟弟被征召去东非那年才十七岁。一年后，一个包裹被送到家门口，里面是本破旧的日记和铜质殉难勋章。没有遗体，连正式阵亡通知都没有。
整个意大利都在为法西斯主义疯狂，利达每天经过征兵处的长队，听见男人们谈论着埃塞俄比亚的金矿，女人们则在配给站前为黄油大打出手。没人关心艺术，没人谈论美——除了母亲。
“跳给我看，我的小天鹅。”母亲会在做完整天的帮佣工作后，靠在门框上，看利达练习芭蕾。那些给贵族夫人们烫衣服、擦地板挣来的里拉，变成了女儿的舞蹈课学费。
“她有天赋，”舞蹈老师说，“真正的天赋。”
但天赋在战争年代是最廉价的商品。母亲咳血而亡的那个冬天，利达把她留给自己最后的钱缝在内衣里，跟着远房表姨坐船来了法国。巴黎——艺术之都，是她梦里自己会穿着白纱裙在歌剧院跳《吉赛尔》的地方。
现实却是蒙马特后街的舞池和醉汉们露骨的目光。没有科班出身，没有推荐信，连红磨坊群演队都进不去，她只能在小酒馆跳廉价娱乐舞，用暴露的衣服来代替芭蕾舞裙。
“转起来，意大利小野猫！”客人们往舞台上扔硬币，她数着那些铜板，计算着够不够付下周的房租。
可是现在！她每天起床都会掐掐自己，生怕是在做梦。
自从遇见文医生后，生活就像被施了魔法——顽固的咳嗽渐渐好转，从每周都要来诊所，变成只需要隔周复诊。直到那个改变一切的雪天，盖世太保把她从贫民窟带走，然后她遇见了他。
他袖口的红标志令人害怕，可那张脸却让她想起西西里老家那个总给她水果的邻居哥哥。当他走近瑟瑟发抖的她，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抬起她的下巴时，利达的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口去了。
第二天，她就被带到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里，床上还有条真丝睡袍，这一件就比她这辈子穿过的所有衣服加起来都要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