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重用过李邦华，一个以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著称的能臣，让他去整顿那早已烂透了的京城三大营。
结果呢？
任你李邦华有天大的本事，有皇帝做靠山，可他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利益一体的勋贵集团，是无数吃空饷喝兵血的世袭军官。
动任何一个人的奶酪，都等于是在向整个腐朽的体系宣战。
掣肘、阳奉阴违、暗中使绊子……最终，京营改革不了了之，等到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之时，那号称数十万的京营，竟不堪一击一触即溃。
是孙元化和李邦华的能力不行吗？
不是。
朱由检比谁都清楚，这两个人，无论是能力还是品行，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一批人才。
那为什么他们均告失败？
前世的朱由检或许会归咎于运气，归咎于时局，归咎于某个将领的愚蠢，或是某个文官的短视。
但现在的他却能清晰地看到那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之下必然的逻辑。
任何一个政权，或者说，任何一个社会团队，从部落到国家，从商号到朝廷，其内部人员大抵都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三种。
第一种人是有能力且有意愿去推动这个团队向前发展，做出一番成绩的建设者。
他们是发动机，是领航员，他们或许也有私心，但他们的个人追求与团队的整体利益，大方向上是一致的。
第二种人是既无太大能力，也无太大意愿的旁观者，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
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，是墙头草，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。
他们是团队的压舱物，不好也不坏，只是……沉重。
第三种人则是将个人私利凌驾于团队公义之上的蛀虫，他们或许有能力，或许没能力，但这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团队的规则，或者破坏团队的规则来为自己牟利。
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将属于团队的公共资源，转化成自己的私有财产。
他们是附着在团队躯体上的癌细胞，只知索取，不事奉献！
当一个封建王朝如同旭日东升兴起之时，建设者的数量和影响力会远远超过后两者。
他们意气风发，革故鼎新，引领着整个社会蒸蒸日上越来越好。
那个时候，第二种人会自然而然地追随他们，第三种人则会被严酷的法纪和高昂的士气压制得抬不起头！
而当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了末年日薄西山之时，情况则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逆转。
第三种人，蛀虫....其数量和势力会像瘟疫一样疯狂地滋生蔓延，最终远远超过第一种人。
整个朝堂，整个社会，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。
所有人都红着眼睛，挥舞着手臂，想要从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上多撬下一块木板来装进自己的腰包！
至于这艘船最终会沉向何方，会不会带着所有人一起溺死，他们毫不关心。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建设者就成了异类。
他们成了孤臣，成了独行者。
他们的数量，少之又少，他们的声音，微弱得可怜。
他们想做点事，却发现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，都在用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手段阻挠他们，掣肘他们。
你想整顿军备？对不起，断了无数将军们吃空饷、卖军械的财路，他们会联合起来给你下绊子，让你寸步难行。
你想改革税制？对不起，动了天下所有士绅官僚的免税特权，他们会用尽一切合乎祖制的理由，将你的新政扼杀在摇篮里。
你想严明法纪？对不起，你抓的每一个人背后都牵扯着一张巨大的关系网，今天你办了他，明天就会有无数的言官，用酷吏、擅权的罪名将你淹没在唾沫的海洋里。
这，就是历史上的崇祯所面临的真正的绝境。
他的失败，从他坐上龙椅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在朱由检看来，他不是输给了皇太极不是输给了李自成，他是输给了那个已经烂到了骨子里庞大的官僚体系。
想到这里，朱由检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
车厢内的光线，似乎更暗了。
那盏小小的宫灯，在马车的颠簸中轻轻地摇晃着，将他和他对面张维贤的影子投射在车壁上，拉长，扭曲。
朱由检很清楚，自己现在所面对的，是和历史上那个崇祯，一模一样的困局！